蘇東坡因反對王安石變法,陷入文字獄,但因新黨黨人對詩文解釋過於牽強,連神宗也覺得太扯,最後因各方勢力反對,包括王安石本人,蘇軾終於平安脫身。
而同樣的文字獄在歐陽修身上也發生過,當時歐陽修主持慶曆新政,被政敵抹黃,政敵以歐陽修的詞做為證據,最後也是查無此事。
由這兩件事來看,在宋朝用文字獄僅能整人,但不能致人於死。
宋朝由於文學昌盛,賦詩填詞幾乎人人都會,人人都懂,胡亂曲解只會讓人恥笑。若穿鑿附會即可陷人於罪,豈不人人自危?今日以此陷害某人,改日是否又被別人所害?此乃其一。
宋朝有台諫的諫議機構,對於評論的態度非常開放,即便不為諫官,也常有人以「為臣之責」的名義評論建議,王安石也是因多次上書談論變法而獲得神宗賞識。因此評論時事是否便是「妄議朝政」,也是見仁見智。
再者趙匡胤崇文抑武,禁殺士人,有了這祖宗家法,神宗便是想殺誰也殺不成。南北兩宋也只有岳飛等少數例外。
由此可見宋朝縱然朝政一樣詭譎,小人一樣奸詐,但崇文的制度提升了文化水準,諫官制度使思想開放,無形降低了黨爭對朝政的傷害,使忠良在逆境中仍能存活,傳承忠直的精神,在下個開明的時代再度崛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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